拉鐵摩爾曾提出理解草原與農耕民族關係的一個關鍵,即他們對西域綠洲地帶的競爭與控制,他指出,漢代人對中亞不是“為征服而征服”,那是一種政策考慮:“或者是控制中亞的綠洲及部落,以建立對抗草原游牧民族的同盟;或是對綠洲進行防禦性占領,以免游牧民族利用它們作為根據地。”拉鐵摩爾認為,這兩種政策考慮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征服”,“中國政治家們真正需要的……是造成一種情勢,使綠洲小國王們認為依附中國要比做游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基於此,“了解綠洲本身的政治獨立性,以及漢族與草原游牧民族對綠洲的不連貫的統治,了解了綠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與中國和草原的交通的可能性,就不難描繪這個中亞世界的一般歷史狀態。”[11]
張騫鑿空西域後所形成的東-西與南-北互動模式一直貫穿此後的王朝時期:南-北對峙總是與“西域”分不開,南與北都以爭奪“西域”(尤其是綠洲地帶)為重要的戰略目標;西域對於南-北問題的解決往往又是關鍵。對中原王朝而言,爭奪和經營西域的戰略意義在於:對方的包圍和己方的反包圍,生死攸關。
唐朝在北方先解決了東突厥問題,將大漠南北並入唐朝版圖,置安北都護府;公元640 年大敗高昌國,在西域交河城設立了安西都護府,659年,大敗西突厥,使唐朝得以據有西域,統歸安西都護府管轄;公元702 年,唐又設立北庭都護府,主理天山北部諸地事務。唐中期開始,西突厥複強大,嚴重威脅到唐在西域的統治。此時,大食(阿拉伯)帝國正向中亞地區東擴,與唐王朝的矛盾日益激化。公元751年,唐將高仙芝的軍隊與大食軍隊在怛邏斯一帶遭遇,唐軍敗,中亞廣大地區歸屬大食。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唐朝控制西域的軍事實力減弱。後來,西域不少地方又落入了吐蕃之手。宋時國力較弱,西部和北部都為游牧帝國。蒙古帝國的版圖非常遼闊,西域地區多受轄於察合台汗國。元朝重用西域來的穆斯林,使伊斯蘭文明在中國獲得空前發展與繁榮。明朝國力又變弱,國威不過長城以北,西只能達到西域的部分東部地區。當時,西域的察合台汗國已分裂為東、西兩個汗國,西邊的後來演化為帖木兒帝國(1370-1507),東邊為東察合台汗國(亦力把里),後又叫作葉爾羌汗國。
典型的是大清,先解決南-北問題(蒙古),後解決西部問題(新疆):從定都北京至康熙中期的近五十年間,清廷平三藩以定中原,後用兵北遏沙俄,而無暇西顧;1696年清軍在漠北擊潰噶爾丹軍;1757年,乾隆派兵收複北疆,乘勝南進,平定南疆叛亂,完成了對天山南北的統一,“自13世紀以來,從西安到伊犁這片土地第一次由一個單一的政府來管理,”此時的清朝感受到天山以西以阿富汗的杜蘭尼王朝為主所發起的伊斯蘭“聖戰”的威脅,決定停止西進;19世紀後期,左宗棠驅逐來自中亞浩罕的阿古柏勢力,收複新疆,1884年新疆設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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