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蘇聯的解體與中亞國家的“被獨立”是（美、蘇所代表的）兩種不同現代性競爭的結果，那麼，在這樣的一場現代性競爭的大遊戲中，1990年後獲得獨立的中亞國家才剛剛起步。工業化方面因為蘇聯時期片面的地區專業化分工體系，致使其至今未建立起能夠滿足自我需要的輕工業體系，因此，它非常需要中國的電子產品、配件、紡織品等。獨立的中亞國家正借助於虛弱的國際法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來重建其主體性，而其複雜性就在於長期主體性的缺失與重建之間的矛盾：泛突厥主義已被蘇聯確立的民族國家體系所破解，從而成為政治上“過時”的東西，但中亞諸國各自的歷史底蘊比較薄弱，又經歷了半個多世紀民族國家建設缺失的蘇聯時期，且面臨複雜的跨境民族、族群衝突與地方主義問題；普世主義的伊斯蘭認同在蘇聯時期的無神論世俗化進程中被長期打壓，而今的復興帶有很大的反彈特征，它欲以一種對抗性的姿態建立其主體性，與國際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一起嚴重地威脅和破壞著中亞及周邊地區的安全，實際上成了民族國家時代的“反政治”；去俄羅斯化是民族主義的激情衝動下進行的，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做到；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義現代性將這裡變成了顔色革命的陣地。在這一切都還沒有被搞定的情況下，中亞又引入了競爭性選舉的民主制度，它是建立在以部族主義和地方主義為底色的國家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較為穩健的市民社會基礎之上的。這一切便是中亞認同危機所在，亦是當代中亞政治危機的根源。
在上述情況下，對欲在中亞有所作為的中國而言，那裡可欲的主體性狀態應該是：形成大國博弈平衡格局下的穩定秩序，實現中亞諸民族國家的正常化。秩序是穩定的保障；國家的正常化使博弈各方都有一個可以談判的合法對象。
2、中國面對中亞的挑戰
布熱津斯基預言過中國與中亞地區關係發展的可能模式：“目前，中國的作用比較有限，它的目標也不那麼明朗。有理由認為中國更希望在其西部面對一群相對獨立的國家，而不是一個俄羅斯帝國。”但就算是這已經成為現實，中亞對中國在根本的政治問題上似乎依然是“鐵壁銅牆”。
今天，中國的南-北問題已經從過去的游牧帝國與農耕帝國的對峙，轉變為中俄並立。對中國而言，儘管仍然有過去的南-北和東-西格局的影子，但其意義已經非常不同。新的因素也已經加入進來，這就是來自南部的美、印，西部和西南的突厥-伊斯蘭（土耳其、伊朗）。這裡面，突厥、伊斯蘭因為與中亞的歷史主體性相關，而有一種軟力量，彈性極大；北部的俄羅斯因為有帝俄和蘇俄經營中亞的大陸型帝國經驗，而擁有無與倫比的優勢；美國以強大的全球軍力布局、資本帝國和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而具有軟硬兩方面的實力，它在此地不斷掀起的種種“顔色革命”，讓人瞠目[47]。甚至連日本人都在構想從日本經太平洋、印度洋到中亞的對中國的所謂“民主包圍圈”。
中亞對於中國的地緣戰略、能源安全、交通運輸、西部貿易、陸權以及戰略縱深等方面的重要意義，是毋庸贅言的。但是，作為一個大國的中國，不能成為一個“買賣國家”，也就是說，不能輕易地認為，似乎只要有了強大的經濟，就可以享有相應的國際地位（這曾經是二戰之後日本的夢想）。在新的格局下，僅有一個經濟-資源的頭腦是不夠的。尤其是在俄羅斯轉型以後，其對於“俄化”中亞所具有的軟實力，以及目前在形式上的體制優勢和地緣優勢，使俄羅斯可以在中亞與美國一決高低，2010年吉爾吉斯的政變就是例證。這都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根本性問題。
作為中亞博弈局中的一個新來者，中國的優勢局限於世俗成就，即經濟方面。如何避免政治因素剝奪技術帶來的進步，是兩千年來中亞交通和貿易歷史的最大教訓。在今天，這裡面既有大國博弈的因素，又有超國家的“三股勢力”的破壞性因素，還有中亞各國內部因為主體性不穩與政治體制轉型所帶來的動蕩因素。對中國而言，會否進一步引發令人擔憂的民族和宗教問題尤其是民族向心力的問題，這是超越於經濟利益之上的大政治問題。中亞不僅是曾經的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的軟肋，也是中國的軟肋。“疆獨”問題是中國西部長期面臨的分裂主義挑戰。這會成為大國博弈中易於被人利用的弱點。在承認區域合作的良好前景和巨大經濟利益的前提下，如何建立一個“內在地克服了分離主義傾向的區域政治過程”（於向東語）需要被提上議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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