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啟示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從根源上說都產生於中東沙漠的游牧民之中。沙漠與草原的環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頭頂是天，四周是開闊空曠的貧瘠土地，幾無屏障，在寂靜孤獨的時候，容易產生聆聽神音以及與神溝通的想法。伊斯蘭教是一神教發展的頂峰，它形式簡約，反對偶像崇拜，且由一個充滿活力、文化層次較低的游牧民族以征服性的“聖戰”形式擴張開來。“聖戰”與游牧民族的劫掠傳統的結合，使伊斯蘭教更易於被游牧民族所接受。在廣大中亞地區伊斯蘭教的傳播是通過蘇菲神秘主義的渠道進行的，蘇菲主義不重強調與神的直接溝通，更適合文化層次較低、放蕩不羈的草原游牧民族。一神信仰的伊斯蘭文明從根本上說是普世主義的，它沒有種族、膚色的偏見，儘管伊斯蘭帝國也曾販賣奴隸，但只要奴隸皈依伊斯蘭教，就成了教胞兄弟，再也不能被當作奴隸看待，這對很多作為“軍奴”參加了阿拉伯軍隊的突厥人來說尤其具有吸引力。
在伊斯蘭征服西域之前，這裡盛行佛教。伊斯蘭教之取代佛教也是經過了非常殘酷的、長期的政治和軍事鬥爭。伊斯蘭教對待“有經人”（即擁有聖經的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是寬容其宗教社區的存在，條件是繳納一定數額的稅，而對佛教則視之為偶像崇拜，必欲徹底鏟除之。所以，伊斯蘭教在西域之取代佛教，不能單憑歷史的結果就說伊斯蘭教比佛教更具有吸引力。同樣都是游牧民族，西邊的蒙古人接受了伊斯蘭教，而北邊的就接受了喇嘛教。
歷史上，征服了中原的游牧民族最終都被漢化，而作為落後民族的阿拉伯人卻沒有被它所征服的高級文明（如波斯）所征服。這個情況可以部分地說明啟示宗教的文明優勢。作為伊斯蘭教的開創和傳播者，游牧的阿拉伯人文化水平不高，但與很多其他的游牧民族不同，他們掌握著一個啟示宗教，它既有一神教所具有的普世主義的文明優勢，又有游牧文明在傳統社會的軍事優勢。而征服中原的游牧帝國，它們僅有游牧的戰力，卻沒有像阿拉伯人那樣擁有一種普世主義的宗教為精神武器，故只能在征服中原後，逐漸地采納被征服者的文化，因為他們在文化/文明上並沒有優勢/自信。而游牧的阿拉伯人征服了高級的波斯文明，並以此為基礎又在文明上征服了西域。
通過以上對比可以清楚，華夏要理解西域，就必須正視歷史上不同文明“覆蓋”西域及彼此競爭的結果。要理解伊斯蘭文明征服西域，不能僅僅看到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策略，也要看到文明的“內核”因素；還是要意識到，當特殊主義的、世俗的儒家文明與普世主義的、神聖的啟示宗教文明去爭取流動的游牧民族時，並不具有優勢。
伊斯蘭是理解一千年來西域歷史的關鍵。西域伊斯蘭化之後，傳統的東-西格局中已經加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文明因素，故非常有必要了解這一文明的歷史及其特征。伊斯蘭教對中亞的意義就在於使這裡的人民建立起一種主體性意識。不過這種主體性與近代民族國家的主體性不同，前者是彌散性的，以對超自然神的信仰和皈依而獲得一種文化和精神上的高貴、自信與驕傲，它不以特定的人-地關係為依托；而後者恰恰相反，尤其強調建立以人-地關係（民族/人民疆域）為基礎的政治實體，並在此基礎是形成對自我認同的肯定。這是歷史地認識中亞的一個重要視角。迄今，狹隘的“中原史觀”還沒有嚴肅地對待和處理過這個問題，也是當代國人認識中亞的常識性知識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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