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造成了中亞經濟的單一化以及對母國的依賴。蘇維埃政府雖然指責沙皇政府的經濟殖民政策，但其在中亞所執行的政策是一樣的。這也是由前述俄羅斯人“單一型經濟生活的地理學特征”決定的。誠如季諾維耶夫在1922年所說，雖然俄國已經拋棄了剝削附屬國的政策，但“……我們若沒有阿塞拜疆的石油或土爾克斯坦（即突厥斯坦）的棉花是不行的，我們不是作為過去的剝削者而是作為手持文明火炬的老大哥，來取得這些我們所必不可少的產品的。”
蘇聯在中亞推行的政策是強化地區專業化分工，“它把俄羅斯聯邦經濟的單一性與其他聯盟主體的經濟單一性相互結合成一個自洽的經濟組合體，從而克服了沙俄帝國的傳統特征。其實，這種聯盟經濟後來發展為經互會體系，是對未來終極的共產主義社會經濟體的一個模擬。”蘇聯把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四個共和國劃為一個經濟區, 稱中亞經濟區；把哈薩克共和國劃為一個經濟區,稱哈薩克斯坦經濟區。根據蘇聯的專業化分工，中亞地區主要生產礦物、燃料、穀物、棉花、羊毛、肉類等初級產品。這些產品主要運往蘇聯的歐洲地區，因此，中亞各共和國之間經濟交流並不密切，而與俄羅斯聯邦的物資交換很緊密。
帝俄在中亞的對內政策是，維持在這一地區的和平與秩序，盡可能多地獲得經濟利益，而對本地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盡量少加干涉。到蘇俄時代，一種新的政治形式被引入中亞。在布爾什維克獲得勝利之後，中亞成為其未來社會主義聯盟布局中的一部分。列寧所設想的“蘇聯”，建立在一套完全不同於任何國家和帝國的“國家理由”之上：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以及這個共同利益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實現世界無產階級共和國，在其中實現了各聯盟主體的平等。列寧對自己的理想設計是樂觀的。而到斯大林，他以“共產主義新人：蘇聯人”作為蘇聯的靈魂。
蘇俄首先是對中亞進行了民族劃分，以加盟共和國的形式統轄中亞，其實質是以（社會主義版本的）“現代性文明”對中亞的覆蓋與重新整合。首先，對當時的布爾什維克黨人而言，中亞五國這一“創造”是其“蘇聯”理想的過渡階段，在這個框架下，中亞各國首先就在理論上從落後的部落/部族時代“跑步”進入到了資本主義階段（根據斯大林的民族觀，民族是資本主義上升階段的產物）。這是一個先進入“現代性”，再達致社會主義的方案。其次，民族劃分也具有打擊泛突厥主義的重要戰略考慮。加盟共和國體系的建立，擊潰了泛突厥主義在中亞的政治訴求。中亞新民族國家的創建，培植了一批新的民族主義精英，並成為新的既得利益者。通過宣布效忠於共產主義的蘇聯，他們立刻擁有了一個民族國家，儘管當時是形式大於內容。
俄羅斯吞並中亞後，對中亞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俄羅斯化，主要是兩個方面：移民和推廣俄語。蘇聯繼承了帝俄的俄羅斯化政策，實行的是分而治之：劃分民族+俄羅斯化。他們用“蘇聯人”即忠於莫斯科的、講俄語的人民來取代眾多的民族，最終導致了中亞地區社會結構的改變。在蘇聯以前，中亞主要有三種語言：波斯語、阿拉伯語和突厥語。蘇聯通過多種措施改變中亞地區的語言結構，其中最重要的是將西里爾字母強加給中亞人，這種做法不僅打擊了中亞的本土語言，確保了俄語的“超民族”語言的統治地位，使俄語成為蘇聯公民的交流工具，還用以割斷中亞人的歷史，割斷中亞人與其他地方講波斯語和突厥語人的聯繫。蘇聯時期，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伏爾加的德意志人被安排到中亞定居，俄羅斯人又被政府安排到領導崗位上，讓他們訓練年輕的中亞人，努力造就一批俄羅斯化的本地精英。俄羅斯化是成功的，它的影響不只是體現在大量俄羅斯人口在中亞的存在，也不是此後俄羅斯利用保護中亞俄羅斯族人利益來干涉中亞事務，更重要地，俄羅斯化造成了一批具有親俄意識的當代精英，他們直接決定了當下中亞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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