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沈從文情況類似的是老舍。2001年，老舍先生的兒子、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舒乙向外界披露：“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幾乎被老舍得到。”舒說，在入圍者到了最後5名時還有老舍，最終，秘密投票結果的第一名就是老舍。那年，瑞典方面通過調查得知老舍已經去世，於是日本的川端康成獲獎。這一說法並未得到瑞典方面的證實。
美國有一個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作家提名委員會，曾推選中國著名作家巴金角逐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稱讚巴金“為中國當代最為傑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學創作奠定了享譽世界崇高聲望和國際文化界尊崇的優異基礎，他對人性和人類尊嚴的執著探討和神聖理解，已經被載入了當代中國文化和人類文化的史册”。北島、李敖和王蒙都被曝曾經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這一說法真假難辨，因為諾獎評審有極其嚴格的保密制度，只能權且一聽而已。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誤讀和顧彬的激烈批評，我們還是要感謝漢學家翻譯中國文學將他們的作品介紹到西方。葛浩文是莫言英文譯本的翻譯者，之前他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向記者介紹他當初翻譯《紅高粱》的情景：“我有一個在香港科技大學的朋友，他有一年給我寄了一份中國內地文學刊物，上面刊登了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說這是我應該注意的作家。我開始讀，我很驚訝，他能有這樣的熱情來寫這樣一部小說，其中，既有恨，又有愛。我說我一定要翻！我就寫信給莫言，莫言回信說他很高興我能翻譯他的著作。有一天，我到了台北，我忽然覺得很不舒服，在家休息。我問台北的朋友，有什麼好書嗎？他說有一個大陸作家寫的書叫《紅高粱》。我拿來看了起來，沒看多少，我就坐不住了，我決定暫時放棄《天堂蒜薹之歌》，先翻這部作品。這絕對是一個突破！我馬上跟莫言說：‘《天堂蒜薹之歌》是很了不起，但是這本書恐怕更值得我做！’我翻譯莫言的第二本就是《天堂蒜薹之歌》、第三本是《酒國》、第四本《豐乳肥臀》、第五本短篇小說集、第六本《生死疲勞》。我買了一本《生死疲勞》的英譯本，這本書是我翻譯的，但是我還是買了一本，以示對作者的看重。”
雖然葛浩文告訴記者，這些譯本在海外的發行量並不大，但是中國作家仍希望翻譯家的工作能讓西方更了解他們的寫作並幫助他們獲得諾獎，旅加作家薛憶潙認為，中國人還是有一種諾獎情結的：“諾貝爾文學獎至今仍然是困擾中國文壇的一種‘情結’。人們通常覺得，與諾貝爾獎無緣如果不是中國文學的不幸，也至少是中國文學的遺憾。”
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心理在一部分中國作家中間蔓延，更多的，則是對諾獎的艶羨，像汪國真這樣口出狂言的未必有很多，但在私底下暗暗較勁的，至少在80年代，可不在少數。這其實也無可厚非，諾獎，作為世界最重要的文學獎項，在中國作家乃至全球大眾的心目中，都有著很高的地位，這一點從莫言獲獎後《紐約時報》、《朝日新聞》等眾多世界重量級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就可以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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