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長大的
《新民周刊》：在很多人看來，你們這一代作家都是受西方文學影響，喝狼奶長大的，但你的作品一直很傳統化，很少有人把你放在先鋒作家裡。但你又是一個最成功的混血兒，把西方文學的影響和中國文學傳統結合得最好，這次諾獎頒獎時瑞典文學院也是如此評價的。在寫作上你這種自覺是什麼時候形成的？
莫言：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長大的（笑）。我們受西方的影響，真正要化成中國的東西，化成你個人的東西，必須你頭腦中有這個東西。原來的生活中本來就有這個東西，受到他們的啟發，一下就發展起來了。我們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魔幻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印象派種種許多的東西，假如你原來頭腦裡沒有，你的禀賦裡面沒有這些因素，你只能是形式上簡單地模仿。假如你原來就有這個基因，原來就有這個素質，看了這個會觸類旁通，激活了你心中原有的東西，這樣寫出來，就是屬於你個人的。
我覺得我是比較難歸類的，我就是我。我1988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十三步》，在形式探索上，應該是相當前衛的。1987年的《天堂蒜薹之歌》，然後又是《酒國》那麼一個荒誕的政治小說，帶著黑色幽默、反諷、變形、誇張，應該很“先鋒”啊。這樣的小說結構是逼出來的，題材尖銳，不寫不快，那只有在結構上挖空心思。我們都強調作家的想象力，故事需要想象力，語言需要想象力，結構更需要想象力。
《新民周刊》：如果說在小說結構、語言上你受西方文學的影響，從小說的內在精神來看，你的趣味是中國傳統的，小說傳奇，豪放，生猛有野性。
莫言：《聊齋志異》是我的經典。我有一部家傳的《聊齋志異》，光緒年間的版本，上邊我題了許多歪詩，什麼“經天緯地大賢才，無奈名落孫山外。滿腹牢騷何處洩，獨坐南窗著聊齋”，“幸虧名落孫山外，齷齪官場少一人。一部奇書傳千古，萬千進士化塵埃”。還有什麼“一燈如豆讀聊齋，暗夜鬼哭動地哀。風吹門響驚抬頭，疑是狐女入室來。”非常膚淺，有污書卷，但也表達了我對蒲老祖師的無限敬仰之情。魏晉傳奇也非常喜歡，也是我重要的藝術源頭。
《新民周刊》：從回歸傳統來說，你怎麼理解80年代初期韓少功、阿城那個時期提出的“文化尋根”？
莫言：那個時候像阿城提出的“文化制約人類”、韓少功提出的“文化尋根”，我猜想他們的本意是回歸到典籍，回歸到我們書面傳統、古典文化裡去，不是回到偏僻鄉村裡沉澱下來的奇風異俗。當時有人錯誤地把尋根理解為尋找窮鄉僻壤，荒山野嶺，奇風異俗，原始落後，閉塞愚昧，把尋根引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上去。我們二十多年來探索、實踐，實際上一直在尋根。尋根就是向傳統學習。尋根與面對現實關注現實並不矛盾。
寫人生，寫人的命運，塑造在文學畫廊裡面有一席或者半席側身之地的典型人物形象，這是小說家的最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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