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胡錦濤也是持持這樣的立場，在著名的“胡六點”裡他就說過：“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
等到進入習近平時代，他也不例外的說過：“兩岸之間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我們願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同台灣方面進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三、對“和平協議”的商談，北京最重要的考量
但是，北京稍後對於“和平協議”何以兩岸需要協商則是持另一種觀點。北京透過“兩岸結束敵對狀態”協議，除了希望能讓台北走上談判桌以及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之外，針對這項議題的舉行，背後所隱藏的動機與目標，恐非只是“敵對狀態終止”字面上單純意義所能涵蓋。
1、北京對“兩岸結束敵對狀態”的談判，其重點強調恐怕不是只在敵對狀態終止的環境形成。不過北京真正想在這項談判中尋得它所期望的，應該是在協議達成之後，需要兩岸共同來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根據這種說法，台灣即使在短期之內尚未能與中國大陸走向統一之途，但是它勢必因而將全面關閉“台灣獨立”與“美日介入”的所有可能性，因為那些情况均會損及中國主權與領土的完整。
2、北京對“兩岸結束敵對狀態”談判另一個更深入的目標，便是希望讓這項協議的簽署，規範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國內協議”上。說得再明白一點，便是北京一直認為1949年的內戰至今一直沒有結束，所以為了讓兩岸今後更能正常的往來與交流，甚至使得兩岸得以正式官方接觸與談判，那麼自“內戰”之後遺留下來的敵對狀態問題，必須透過一種正式的程序去把它了斷。因此，處理因“內戰”而衍生的問題，當然屬於國家內部的事務，而非國與國之間的條約簽訂。
只要兩岸簽署“終止敵對狀態協議”，是被規範在一個國家兩個交戰團體所簽署的正式文件，既有其公權力的效力，又不會被國際誤解是兩個主權國家所簽定的“協定”或“條約”，就是北京最在意的結果。
如果從上述的分析來看，顯見北京的考量是比較深入的。再比較明白的說，北京對“和平協議”的商談前提以及它的原委定位，恐怕與台北的思考有極大的出入。基本上有二點北京與台北想法有出入的：一是對兩岸敵對狀態的終止，北京是想到是1949年內戰的正式結束，但台北想到的只是台海和平環境的締造；另一則是透過“和平協議”的簽訂，北京希望加速統一目標的完成，但是台北可能更想到是現狀更穩固的維持。
因此，二者對此思考顯有不同的衡量，其結果的評估甚至有南轅北轍的矛盾。北京對此問題的想法設若不事先對台北說明清楚，或者說它不作任何思考的調整，那麼肯定在兩岸一旦觸及“和平協議”商談時，將會對議題的原由出現有差異的見解，而且在預備性會議磋商雙方定位的問題時，也會產生衝突性的看法。不過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及“和平協議”一詞中，曾說“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由於內中沒有特別明示它必須是第一步的“優先性”，也沒有說明“敵對狀態”是件麼定位，這樣的宣示是否會對兩岸今後的岐見有縮小功能，當然就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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