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進入廿一世紀：兩岸對“和平協議”仍有需求，但欲振乏力
從2000年就職演說開始，陳水扁就建立了兩岸之間必須要產生“和平”或“和解”的終局。在文告中他有建議“冷戰已經結束，此刻就是兩岸共創和解時代的新契機。” 此後，尋求兩岸之間的“和平”，一直是他對兩岸政策講稿中的重點。
但是2002年8月3日陳水扁發表了“一邊一國”的主張，似乎澆熄了他在專注“兩岸和平”方面的努力。不過陳水扁似乎並不覺得和平的氣氛已逐漸在他宣示“一邊一國”主張後褪去。2003年1月1日他第一次提出比較具體的建議，希望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讓兩岸在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年，創造經濟發展的共同利基，營造長期交往的良性環境。
在這裡所謂“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其實就是設立一個專門機構來推動“兩岸消除敵對狀態，建立和平環境”的措施。所以2004年5月在陳水扁第二次就職演說中，就提出了要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凝聚朝野的智慧與全民的共識，擬定“兩岸和平發展綱領”，共同策進兩岸和平穩定，永續發展的新關係。
是不是“和平架構”的建議設置就取代了“兩岸終止敵對狀態”的談判？ 2004年10月10日陳水扁的“國慶致詞”有段話值得重視。他說：“長遠看來，兩岸應該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並且透過協商談判，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同步檢討兩岸軍備政策，甚至共同研議形成“海峽行為準則”，作為台海永久和平的具體保障”。在這裡，台北看法是：兩岸敵對狀態的正式結束，應透過具體的措施，包括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兩岸軍備政策的檢討，以及海峽行為準則的形成，才算是完整的具備了結束敵對狀態的程序。這與中共所稱在一中原則下，只就“正式終止兩岸敵對狀態”議題，進行談判，達成協議，顯然在過程中有很大程度的差別。
其實在台灣政黨輪替之後，北京對“兩岸終止敵對狀態”的議題已經有點像“對一個政策基調”在重複宣示。不過，還是顯示出不少新意。
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是勉強稱的上對“兩岸終止敵對狀態”是有新的說法 ：第一、當然將這個議題列入黨的重要文件裡，具有重大意義。第二、中共將此議題與國際空間問題與台灣政治定位問題並列，成為“在一個中國的前題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中唯一被指明的三個議題之一。
2004年的“五一七聲明”基本上延續了十六大政治報告的基調，提出“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平等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共同構成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 這顯見是回應陳水扁的建議，具有一定程度“善意”，可惜由於五一七聲明比陳水扁就職演說提早發表，讓這份“善意”與“新意”全被淹沒。
2005年3月4日胡四點還是相同調子，提出“只要台灣當局承認‘九二共識’，兩岸的對話和談判就可以恢復，…可以談我們已經提出的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和建立軍事互信。”包括稍後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也在第七條正式規範，兩岸可以進行協商與談判，其中一項便是“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 不過嚴格說起來，北京已經沒有像1993年辜汪會談前後時期對此一議題所呈顯的急迫性與需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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