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兩岸創議“和平協議”的歷史背景介紹
一、辜汪會談時期前後，台北與北京對“和平協議”的看法與立場
在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開始接近成熟舉行之時，自台北傳出的消息稱謂，規劃中的辜汪會談最終目標可能是由海基與海協會負責人共同發表一份類似兩岸和平聲明，向外界公開宣稱兩岸均同意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消息中並說，由於參與會談的海基會與海協會雙方負責人，均是兩岸當局的授權代表，因此若能順利達成此一目標，其意義及影響將使兩岸關係，邁入另一個新的紀元。
建立一個兩岸均感到安定與安全的環境，當是台北與北京當局極願意見到的結果。但是辜汪會談裡，傳言中“兩岸和平協議”並沒有觸及，除了因為議題沒有設定，可作為形式上的解釋之外，在實質上，應該有兩項基本結構性的問題雙方尚未達成共識：第一，有關一個中國的內涵，海峽兩岸顯見彼此會有很大的差距。第二，北京在兩岸政治定位沒有明確化的前提下，不願進行雙方的官方接觸。
另外，筆者於1994年7月31日再度前往北京得有機會與王兆國會晤時，也曾在“終止兩岸敵對狀態可行性”的議題上，得到王比較肯定的答覆，亦即只要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北京可就“終止敵對”或“和平協議”的議題與台北商談，並達成協議。
二、九零年代中期之後：兩岸高層對終止敵對狀態協議簽署之支持
事實上，江澤民在1995年1月30日所發表的新春談話，即揭示他“鄭重建議雙方（海峽兩岸）就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的主張，而這項主張隨即就被中共決策當局認為是“中共現階段解決台灣問題的綱領性文件”。 而在“江八點”宣示之前，一直對兩岸是否可簽署和平協議一事，未表示明確態度的海協會，也開始對這個問題有堅定的看法，1995年3月20日，前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理事會的記者會上就指出，兩岸間有關停止敵對狀態協議，應由兩方共同商量，不應由單方來作成決定。他認為協議的條文可簡單可複雜。簡單就是“兩岸停止敵對狀態”一句話，複雜的話，就要考慮到內容，需由雙方來協議。由此可見，“江八點”中所稱“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也成為北京當局對此項措施正式用辭。
至於台北方面，在1991年4月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就是最顯明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傾向。但是在“江八點”正式宣告之後，特別對於雙方終止敵對狀態的提議，台北的反應顯示得非常強烈，不管是政府高層，在野黨派以及新聞媒體大都給予正面回應，特別是李登輝在1995年4月8日對國統會的一篇講話裡，有相當明確而且具體的看法︰
“我們將由政府有關部門，針對結束敵對狀態的相關議題進行研究規劃，當中共正式宣布放棄對台澎金馬使用武力後，即在最適當的時機，就雙方如何舉行結束敵對狀態的談判，進行預備性協商。”
1996年，李登輝於3月26日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李還是持續上面的看法說︰“現在起我們將努力建立國內共識，以簽訂結束海峽兩岸衝突的和平協定為優先政策”。 就在同時間內，台北所有與兩岸關係有關的組織與機構，如陸策組、陸委會與海基會，均表達了正在積極規劃或願意執行“兩岸簽署和平協定”的相關事宜。 而湊巧的是，江澤民也在新年講話時重提“江八點”對台政策。 而中共總理李鵬在紀念“江八點”發表一周年之時，也再度重申江的“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之主張。 一方面這顯示兩邊領導人有其相互呼應的默契，而另一方面，也顯出“江八點”與“李六條”最有交集的地方就是兩岸當局均願來談判如何終止雙方的敵對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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