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早開始注意釣魚諸島是1885年，這一年發生中法戰爭，法國進攻台灣和澎湖列島，被中國守軍劉銘傳擊退。當時，福岡縣出身的實業家古賀辰四郎出於經商的考慮，向沖繩縣當局提出了就釣魚諸島租借問題簽訂借地合同的申請。對此沖繩縣當局向日本內務省提出了報告，他們之所以因為一個商人的借地申請而向中央政府報告，是因為古賀所要租借的島嶼不在沖繩縣的管轄範圍之內，而且不是日本的領土。因此，日本內務省接到報告之後，隨即指示沖繩縣當局先進行秘密調查，弄清這些島嶼是否與別國之間存在管轄爭議。後來，日本的調查活動被中國人發現，1885年9月6日，當時中國最大的報紙，上海《申報》就刊載文章對日本的調查活動進行了揭露，說：“台灣東北之海島，近有日本人懸日旗於其上，大有佔據之勢”。該報還提醒清政府注意日本人的動向。
根據此次調查的實施者大城永保的報告，他得知該島嶼的名稱系琉球人所說的“yukun”、“kuba”，即，釣魚島（當然，琉球語的“釣魚島”一詞也源於中國語）。並說他們位於久米島“偏午未之間”即，久米島的偏西方向。特別是大城在報告中寫道：“yukun”的“海岸邊有廣闊的碼頭及船隻啶宿所。”顯然這是島上有人活動的明顯痕跡。1885年9月22日，沖繩縣令西村舍三在向日本內務省山縣有朋的報告中說：“久場島和魚釣島自古以來就是本縣稱呼的島名，但是這些島有可能與中國古文獻記載的釣魚台、黃尾嶼、赤尾嶼相同。”可見，當時西村是知道這些歷史背景的，所以，他建議日本對這些島嶼的調查應該慎重，避免引起國際糾紛。接到西村的報告以後，山縣有朋與外務卿井上馨進行了商議，1885年10月21日，井上馨致函山縣有朋指出：這些島嶼“清國已各定島名”，清國報紙也正在揭露“我征服佔據台灣近旁清國所屬島嶼”，並“頻促清國政府注意”，“當此之際，急於公開，建立國標，必招致清國之疑慮”。因此，井上馨建議暫且就港灣和土地物產有無開拓前途進行調查，提出報告，建立國標之事，應“伺他日之機會方可行事”，而且對於此次勘察之事，“不可在官報及報紙上刊載。”山縣有朋同意井上馨的意見，認為：“應該等將來機會來臨時再做打算。”
由此證明，當時的日本明治政府根本沒有把這些島嶼定性為“無主地”，還因為懼怕清政府和媒體的“疑慮”沒有輕舉妄動。
2，中日甲午戰爭前期的過程。釣魚諸島是台灣的附屬島嶼，日本對該島的覬覦是與其對台灣的野心密切相關的。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以後，日本雖然出現了要求在戰後獲得台灣的念頭，但是由於不能確認中國的抵抗與列強的干涉會到什麼程度，所以，在戰爭爆發初期沒有對台灣也沒有對釣魚諸島採取冒然行動。本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與外相陸奧宗光在1894年10月8日，就擬定了一份和約草案，其中包括獲取領土和要求賠款的內容，但是考慮到“一旦發表於世，到底難免外國之干涉”，認為“若事後與其他強國發生異議時，再由廟議取相當之方針”更為妥當，也就是說，在戰爭初期包括獲得台灣在內的各項要求能否實現都還是個未知數，明治政府決策層認為“媾和條約案亦深藏於匡底，迄他日時機到來，不使人知悉”為妙 。可見，日本當時還不敢把要求清政府割讓台灣的意圖表露出來。其實，直到1895年3月前後，雖然清政府在戰爭中敗局已定，日本仍然不能確定如果提出割讓台灣的要求，會不會引起列強的干涉。當時日本政府的慎重態度並非沒有道理，比如，1895年3月3日，德國駐華公使紳珂曾向國內報告，說李鴻章表示中國不能接受“威脅中國生存的大陸土地割讓的要求”，還說法國自1885年以來就對台灣主張過它的要求，所以，至少法國和英國都反對將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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